一九八六年冬天是北欧多年来气温最低的一年。哥本哈根的冬天温度一般和上海差不多,但那年特别冷,降水量也是历年来的高峰,加上冬天固有的风暴和长长的黑夜,正是又冻、又湿、又暗、风又大,让我们这些性高彩烈、想望安徒生之国的学子们立即陷入不可自拔的思家病。

我寄宿在一个丹麦人家的三层阁楼,第一夜听了一夜的狂风呼啸和树枝击打的可怕声音,倒是体验了一番‘呼啸山庄’里的描述。第二天出门时,天还一片漆黑。我边走在人烟稀少的乡间小路,赶往车站,边想到出国前再三接受的警告‘天黑不要出门’,用在北欧岂非可笑。火车转汽车,已出了哥本哈根城,到了该下的站,司机叫我下车。一下车,我犯傻了,东南西北,一片空旷,不见人影。我转了几个圈,也没见路牌,没见象个研究所的建筑物, 更可怕的是不见一个人,问也没法问。转到后来,连下车的车站也不见了,时间早过了约定见面的九点,不要说上班,连家也不知怎么回了,突然看到一个蓝色的房子,有人影进出,真是救命哪。我赶往那个房子,原来是一个仓库。工人们让我打电话给单位,单位问我在哪里,工人接过电话讲了方位,放下电话,哈哈大笑,原来就在附近,但是怕我再迷路,还是开车来仓库接我。

车进入研究所,我这才知道,为什么转了这么多圈却视而不见,因为我根据脑中固有的概念,在找一栋大楼房,它有一个大门,有一块大门牌写着 xx 研究所。而研究所是一片矮平房,有花园,和马路隔了一个大停车场。 停车场有矮墙围起,但没有大门。现在回想起来,真也不记得研究所的牌子挂在哪儿。我被带到了导师玛格丽塔的办公室。一位身材不高的老太太站起来,热情地握着我的手,开朗地大笑说,‘走到门口迷路啦’。我的第一印象是老太太有一个大鼻子和一双特别灵活的蓝眼睛,眼睛不大,但那射出的蓝光,可以切割玻璃。

很快地我就发现,研究所工作效率很高,对我的安排也很落实,我应该安心地投入工作。不料,出国前的各样健康问题,这时来了个总爆发,腹泻不断,一个月内体重掉了五公斤,加上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孤单、寂寞和文化差异,造成思想集中困难,严重影响工作。在丹麦的头三个月,是我学术生涯最差的时期,不知学了什么,做了什么。丹麦的同事们不会不看到我的差劲。我领的是丹麦政府的奖学金,为期一年,对他们也不是什么负担,也不必指望这个人出成绩,大家客客气气,一年后走人了事。但是我的导师玛格丽塔不是这样想的。

作者在2002年为美国医学遗传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al Genetics 写了玛格丽塔的传记,于2003年七月发表在该杂志的 Living History Biology 专栏。当时作者在赫大 Biomedicum 工作。此篇中文的主要内容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