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年后

三年后,我回到总部,和西妮卡同属 ‘中央直属机关’,又面临10年前的同样问题:要不要参加‘影子内阁’。仗着已是老工作人员,这回,我连一次都没有去敷衍。不料半年后,一场风暴平地而起。原来,芬兰有法律,国家机关的任何永久位置,在聘人做了半年后,要再次向社会开放,公平竟争,没人争得过,才签正式合同。我拿的正是大学永久位置,却混混沌沌,更本不知道有这规矩,一门心思在考虑怎么改革很多明显不合理的地方。

我们的老教授已退休,移到美国去做教授了,因为在那时,芬兰最高退休年龄是65岁。我那贵族教授健康的很,每周打网球,腰板笔直,思维敏捷,步伐犹如年轻人,但也不得不退休,去了美国另打天下。接任的女教授也是医学遗传界的泰斗,但她正在美国身兼数职,要一年多后才能回来。老教授的第一批弟子,已成长为各学科的带头人,有些已有副教授或教授头衔,但从大学的官僚眼光来看,应该先安排比他们年纪大的。于是我们得了一位代理主任,离退休还有一年。他少一事好一事,睁一眼闭一眼,坐在这个他不熟悉的位子上,舒舒服服地等退休。当头的一无能,下面必定翻天,象西妮卡这样的厉害脚色,那能等闲视之,我已听了她不少抱怨代理主任的话,也难怪她,科室确是前所未有的混乱。

一天,代理主任约我谈话,我很高兴,他终于想到了我。我认真准备材料,要向他显示接管工作半年来的成绩。一进门,还没坐稳,他劈头就问 『你能在其它地方找到工作吗?』我张口结舌,一句话也说不出。他看我坐在那里,不说也不动,只好自己说起来:大家对你意见很大,你不负责任,云云。我说,请拿出证据。他说,西妮卡说……. 。我这才知道,她在主任面前告了我不少状。我当然要辩解,说明她所说的有些不是事实,有些有事实影子,但那是我的改革措施,不是不负责任,我给他指出,什么什么不合理,作为一个受过正规医学训练的人,你觉得应该改吗? 那主任说,我管不了那么多,只要大家没有意见。谈话不了了之。 但是,我的正式合同也被悬在半空。我打听到了,原来外面有人要争我这个位子。既然当头的如此无能,我只好自己打‘保卫战’了。

此时,那批和西妮卡一起喝咖啡的人,见到我讪讪的,打招呼都不自然 。保卫战打到六月中,还没结果,我觉得自己已经 做了所有能做的,结果就交给上帝吧,于是自管自休假去了。三周后回来,秘书来找我,那讪讪的样子没有了。她拿出合同的副本,说,我不在时,她代我在永久合同上签了名,因为六月底一定要通报大学,我当然连声谢她咯。后来知道,代理主任不敢贸然踢掉我,但也不敢得罪另一个更厉害的,最后他让一批少壮派学科带头人开会决定。会议上,意见一边倒,要把我留下,并认为西妮卡也 是位好工作人员,没有恶意,只是两人性格不合、观点不同而已。

影子内阁成员的态度很象我在国内文化大革命时的经历。在文革初期, 我因贴大字报被批,同班同学们见到我讪讪的,打招呼都不自然。当然,在中国,事情没有到此了结。后来风声紧了,连招呼都不打了,坏一点的,跑到指导员面前添油加醋,落井下石,最后没事了,那最早跑来和你套热呼的正是那下石最重的。
芬兰人,中国人,人性何尝不是一样的!芬兰人的人性不比中国人好,乃是制度比中国好。好在没有政治搅和在学术里;好在教授们能申请到经费,不是靠势力,乃是靠学术实力;好在制度民主,任何雇员都有工会作后盾,保障权利。

作者写于在赫大 Biomedicum 工作时,已经邻近退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