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大学转制,从国有转为私有,我们这些‘国家干部’ ‘铁饭碗公务员’都要在2010年重签合同。我家住得远,要转三个车才 能到单位,腿又不好,没能力赶路赶车,路上耗费时间比任何人都长。 原来上班,没人计算时间,多花点在路上无所谓。现在进单位出单位都要机器计时,时间卡得很死,就觉得累了。开始计时的一段时间,搞得很紧张,大有坚持不到 退休之势。

真是天无绝人之路,因为早起,发现有一班长途车在我家那个站要停,可以用市内票直达市中心,比原来花在路上时间省去半小时。早上本来就睡不好,干脆赶早班长途车,天天象坐旅游车,位子特舒服, 一人能占二个位,冬暖夏凉,一路只有下车的没有上的。

夏天大多数人在休假,因为我要把假期放在秋天回国,只能在盛夏上班。一个清晨,在市中心车站等车时,看到一位高大的芬兰妇女,面熟陌生,她也打量了我一下。车来了,我们同时上车,她坐在前面。我盯着她的背影打量,突然,她转过脸,我马上把眼光移开。她在我前一站下车。

是她吗? 那个在我恶梦中出现过的前同事? 那个被我视作‘芬兰人不友好’的典型? 距第一次见到她有22年啦,最后一次照面也有15年了,我们都变老了。

22 年前,在赫尔辛基的外国人,真是凤毛鳞角。走在路上,别人看我的眼光,使我觉得象一头动物园逃出来的野兽。科室里所有的seminar 都用芬兰文(现在几乎都用英文)。我所在的是一个大科室,分成二组:分子遗传和细胞遗传。那时二组挤在一条走廊里,人员天天照面。细胞遗传组有一位高大的 技术员,比我高出近二个半头,阔出一倍多,短颈厚背,头大颚方,长了一副男人的脸相。五、六年中,擦肩而过时,我和她打招呼,她从来没有搭理过。有一次, 二人正好乘一辆电梯,我客客气气问早安,她脸上肌肉丝纹不动,二个没有色彩的瞳人,冷冷地下垂鄙视着我,仿佛我是个蚂蚁,她一个手指便可把我碾碎,只是现 在放我一码。我和她没有任何业务上的关系,不同老板,不同工资来源,这种态度只能用仇外来解释。

来芬兰打天下的最初三年,日子是不好过 的。她成了我心目中芬兰人缺乏教养,排外仇外的典型,一个有血有肉的卡通形象。五、六年后,就不再见到她了,就是到细胞遗传组联系工作,也没见到过她。但是她那鄙视的眼光,因着我站在她面前显得渺小的事实,在我脑海中放大,久久不能忘记。从此以后,我常唠叨,人的码子还是要长得大一点,我太小啦。

第 二天,在同样的车站,又遇上了她。二人对看一会儿,互相认出来了。她走近我,首先伸出粗大滚圆的双臂,我们拥抱在一起。一起上了车,她问我是否还在原单位 工作,我儿子现在怎样。我问她,你退休了吗,你在细胞遗传组做夏天替工吗。很快她到站了,因为她不懂英语,我说不成芬兰话,终究没把事情问清楚。但事情有何重要?重要的是一笑泯千仇。是的,社会在进步,赫尔辛基的开放速度在九十年代以后突飞猛进。很明显,她开放了,钻出封闭社会的茧缚,流露出曾被偏见遮蔽的良善。而我,在刚来的国人眼中,又何尝不变得芬兰化了呢。

第三天以后,就再也没遇上她。

写于2010年,作者当时在赫大Biomedicum工作。该照片是故事中小遇的2010年的四路电车站。